发生在80年前的“问题与主义”之争，已在现代思想史上打下深深烙印。与胡适论争的李大钊，举世闻名；而另一位论争者蓝公武，却鲜为人知。有必要略加介绍，以飨读者。
蓝公武（1887－1957），字志先，一作知先，笔名知非。江苏吴江人。早年留学日本，后追随梁启超，是民国初年有名的“中国三少年”之一（另两位是张君劢、黄远庸）。1919年前后，他任职北京《国民公报》，并当过社长。
在新文化运动中，蓝公武公开站在陈独秀、胡适一边，使胡适喜出望外。1919年1月24日，胡适在致蓝的信中，把他引为同志，说：“到京后，高一涵先生告诉我说贵报《国民公报》近来极力赞成我们的主张，……我看了先生的白话文章，心里非常欢喜，新文学的运动从此又添了一个有力的机关报了”。蓝公武对胡适们不搞“追星族”那一套，而有自己见解：“这文学革命的事业，现在正是萌芽的时候，到处都是敌人。吾辈应当壁垒森严，武器精良，才可以打破一条血路，战倒这恶浊社会”。可见他头脑冷静，知己知彼，立场坚定，信心百倍，并对“恶浊社会”无比仇恨。
在胡适发表《多研究些问题，少谈些“主义”》后，蓝公武不仅转载，还亲自撰写《问题与主义》一文。蓝用语平和，态度诚恳，旨在共相切磋，完善胡适观点。胡适由衷地称赞“我的朋友”“知非先生的议论，很有许多地方可以补正我的原作”。后来，胡适在编辑《胡适文存》时，堂而皇之地将它作为附录，使后人得以了解“论争”的部分真相。透过附录，还能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蓝公武。
抗战期间，蓝公武在北平中国大学宣传抗日，被日本宪兵队逮捕。他在宪兵队用日语痛斥日本鬼子侵华罪行，受尽折磨，宁死不屈，表现出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崇高的民族气节。
蓝公武明辨是非，追求光明，把民族解放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人身上。1945年，他举家奔赴晋察冀边区，被分配到报社工作。据他的老战友陈英茨回忆：1947年1月，陆定一同志发表了《对于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》一文。报社一领导同志闻风而动，特地写了一版整幅的学习提纲。蓝公武也写了一篇学习体会。经有关方面“研究”，认定蓝文有“不少错误观点”。但是，考虑到他的地位和声望，又不能不发。于是，便决定先发表，再安排人分头写几篇文章，以“商榷”名义给予“纠正”。写作班子刚搭好，尚未动笔，一个名叫杜存训的“快手”，捷足先登，写了一篇长文，向蓝开炮。那家报纸抢发杜文。显而易见，他尽管一心追求“进步”，却先天地被视为“异己分子”。早在那时，他已成了另一种被“搬”的“石头”，成了此后才被正式命名的“革命大批判”的“活靶子”。
值得告慰的是，随蓝公武进边区联中边工作边学习的儿子蓝英年，1955年毕业于中国人大俄语系，以后一直在大学任教至退休。1989年9月后，他两次赴苏联任教，并数次赴俄旅游，搜集了大量的已经披露的作家档案。1993年离休后，他开始撰写一系列为苏联作家身世经历揭秘文章80余篇、累计40多万字，结集为《寻墓者说》，还历史以本来面目，给我们以多方面启迪。
蓝公武的部分遗愿，由大器晚成的蓝英年教授代为实现，坐实了“薪尽火传”说的先进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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